袁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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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庾华,著名民间学者,国史研究专家,对新中国历史有着深入系统的研究,对诸多热点问题有着独到的见解,曾在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开、俄罗斯科学院等众多国内外著名院校做过巡回演讲,所到之处引起强烈反响。
袁庾华先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1946年。7岁随父母迁往河南,在郑州定居。初中后,到郑州肉联加工厂当工人。……1995年起至今,与邵晟东、王宏川共同创立、经营郑州思想沙龙。在大陆左右派近乎决裂的今日,郑州思想沙龙仍是左右派共享的民间思想平台。他自许为永远的造反派,旗帜鲜明的毛派。在此访谈中,他多方面肯定毛泽东,……同时勾勒出大陆民众社会中的毛派面貌。他呼吁各种思想趋向的对话交流,共促中国的民主进程。他主张结合程序民主与大民主,……并坚持政府须承担起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等社会保障。
——摘自《袁庾华先生访谈录》(载台湾《思想》杂志第18期)
以老石等为笔名活跃于互联网,并被邀请至数十所大学演讲
中文名
袁庾华
国    籍
中国
出生地
湖南湘乡
职    业
著名民间学者,国史研究专家
代表作品
《毛泽东与中国世界的未来》

袁庾华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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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报-影响力周刊专访袁庾华
袁庾华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后与部分师生合影 袁庾华在香港城市大学演讲后与部分师生合影
2009年09月27日
在三十多所大学演讲后,袁庾华总结了一句话,大部分学生只关心两件事——“吃”和“窝”,这也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摆脱了优越物质生活的袁庾华,一路走、一路研究、一路寻找,这样做的动因,是内心那股无法压制的社会责任感。
袁庾华 没有思想,生活就是流放
本报记者 刘贞 发自北京接受影响力周刊采访前,民间思想家、袁庾华特别去换了一双九成新的运动鞋。
袁在兰州大学演讲 袁在兰州大学演讲
但这反而与他凌乱的头发、一边高一边低的眼镜,以及洗得发白的黑T恤衫,显得“风格”不一致。袁庾华这样做,是怕自己“放荡不羁”的形象给人感觉“不够礼貌”,“2002年CNN采访我,做一个关于中国经济走向的系列节目,镜头一转,大家都看见我穿了双拖鞋。”

袁庾华思想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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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岁的袁庚华喜欢别人、包括那些年龄只及他三分之一的学生叫他老袁。老袁最喜欢和学生谈论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奥巴马
哈尔滨工业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
初次见面,老袁未开口,学生们大概只会觉得他外表“放荡不羁”,但老袁一开口,很多人头脑中会下意识冒出“毛泽东时代的人”这样的词。的确,毛泽东思想是老袁研究了大半辈子、拥护了大半辈子的理论,也是他觉得最有效的、分析中国的武器。但其实老袁并不落伍。他能写百字左右的短信和学生交流,只是短信讲究语法、标点俱全。老袁也会用网络,但只能在看见满意文章时,用“一指禅”回复一个“D”(即“顶”)。
不仅如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老袁还相当“时髦”的。他生活状态,是时下很多80后想要而不得的,是90后心向往之的,与自由职业者、soho族,有异曲同工之
思想沙龙15周年,左为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 思想沙龙15周年,左为台湾新闻记者协会会长
妙。
游走全国各地,“或者为研究当地的地方史,或者去找和我一样信仰的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每到一处都是光‘动嘴’,和当地的学者、朋友、普通人、甚至是各类人士交流,在当地大学作演讲,我的电话本上现在有一万多个电话号码。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都找到了和我一样的人,就是青藏高原还没‘插上旗’。”
老袁自言,旅行是出于一份始终未卸的“社会责任”,毛泽东思想、新中国历史和国际政治是他一路走来,主要的研究方向。
只要关心就好
袁庾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
袁庾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演讲 (2张)
也有不解者觉得老袁多少有些“分裂”,明明口里说的是毛泽东、是埋首故纸堆的历史问题,却标榜自己要对当下社会负责。
老袁解释说,研究地方史是为了更深入地描绘整个新中国,研究毛泽东思想是为了分析当下中国社会。“像2006年,纪念毛泽东逝世30周年聚会,我谈的题目就是《毛泽东与中国世界的未来》,研究历史、研究毛泽东是为了思考当下和未来。但当光谈未来,观点势必缺少证据和事实,历史恰恰能提供这些。”
到目前为止,老袁游历途中已经在全国几十所大学里做过演讲,题目大都是两个话题,新中国历史和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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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政治。
给大学生演讲多了,老袁总结了一句话,“大部分学生只关心两件事,一个‘吃’,一个‘窝’。”
在掌握着中国未来命运的大学生中找不到“关心社会”的认同感,老袁的感受就像鲁迅当年看到的、麻木不仁的国人,“最可怕的就是对社会毫不关心。”
这种毫不关心的可怕,无论什么思想派别都是不愿见的。在接受影响力周刊采访前几小时,老袁刚刚和一位右派教授交流过。交流后的结论是“肯定了年轻人应该是关心社会的。因为只要你有良心、关心社会、就会对时下发生的事有自己的看法和感觉,只要有感觉,就会有情绪,有情绪想表达就会批评,批评就会带上了‘左’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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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什么立场,只要你关心就好。”老袁这句话,颇有些“哀,莫大于心死”的意味。就像“学雷锋”对有些人来说,已经成为只在每年3月5日才不得不做的事,社会责任会不会在将来,也成为特定日子要完成的特定仪式?
场景也许极端,但并非不可能。
袁庾华的文章《保守主义教育回潮与毛泽东的教育革命》里,提到了1982年英国的一部电影:学生们戴着相同的面具,迈着同节奏的步伐走进绞肉机,机器里的铁锤敲打着孩子们,流水线的另一端走出来的是一群行尸走肉。
“这当然是英国人反思自己国家教育的,但对中国来说也一样。我到哪里,年轻人都说‘活得没意思’,他只关心‘吃、窝’,根本不知道人生的意义,当然‘活得没意思’。”
没有思想 生活就是流放
在大学里的演讲和老袁所有的演讲一样,都是不收费的。老袁有“三不要”政策:不要讲课费、不要采访费、不要版权费。说完“三不要”,老袁通常会加上“一靠”,“我靠退休费。”
老袁曾经有过优裕的物质生活。上世纪90年代初,他被调进河南当地一家物资单位做一把手,“本来说好,不搞业务不当头,后来就由不得我了。单位主要做木材和建材,加上物资单位做业务要靠银行贷款,每笔业务都是几百上千万。我经常要去外地,飞机软卧,到哪都是好吃好喝招待,条件非常好。可以说是当时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极度羡慕的。”
“但那时的生活对我来说就是在流放”,老袁随即背起了普希金的诗《给凯恩》中的一段:“在穷乡僻壤,在流放的阴暗生活中,我的岁月就那样静静地消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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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要承担那些经济利益问题、要被杂琐事情牵绊,不能研究我喜欢的社会问题,是精神生活里的流放。”物质条件最优越的那段时间也是老袁人生最绝望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无法理解,“那时我头脑中常常有个死字”。
1998年企业改制,老袁摆脱了“流放”命运,也是他真正想要的生活。“我到哪都是不坐空调车、不坐卧铺,吃饭住宿除了朋友间实在推不掉的,基本都和农民工一个样。但这样我很舒服。”
老袁的快乐来自于思维层面上的惺惺相惜,“地方上思想的丰富,是你想象不到的。比如说,我经常会遇到、特别是有些老同志,几十年潜心静气研究毛泽东思想,那真是‘钻牛角尖儿’。在他研究的问题上,很多大学教授一比都差远了。跟他们谈话那真是一种享受,几句话就能让你醍醐灌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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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袁讲起了自己在山东认识的一位朋友,“几年前、在山东滕州农村,他是‘文革’前山东大学的学生,‘文革’后被打倒坐了牢。释放后回老家一边种地、一边做研究,靠种地收入支撑生活,帐表我都看了,一年就几百块钱。这样一个人,从上世纪60年代末到现在,40年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研究。民间这样的智者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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