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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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义词 后女性主义一般指后现代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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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Postmodern Feminism),在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别长达百年的论争之后,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社会的进程,出现了一个崭新的理论流派,这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1] 
中文名
后现代女性主义
外文名
Postmodern Feminism
定    义
女性主义三大主要派
相    关
后现代女性主义流派

后现代女性主义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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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理论家甚至将这一新流派的出现称为女权运动的“第三次浪潮”,其原因在于后现代女性主义颇具颠覆性,它不仅要颠覆父权秩序,而且要颠覆女性主义三大流派据以存在的基础。因此,严格地说,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能算是与三大流派并列的第四大流派。后现代女性主义顾名思义就是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在西方逐渐成为现实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现状肯定论、多元文化论以及生态主义等新思潮逐步进入了西方学术界主流。[1] 

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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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代起,后现代理论在法国首先兴起。法国后结构主义派的主要人物有: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拉康(Jacques Lacan),利奥塔(Jean Francios Lyotard),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鲁兹(Gilles Deleuze),伽塔里(Felix Guattari),保吉拉(Jean Baudrillard)等。他们批判西方现代主义的哲学、语言、文化、主体概念,开创了后现代理论流派。相比之下,哈贝马斯派的批判理性还是以理性为基本原则,现代性概念还在使用。批判理论以“知识的生产”作为最主要的关注。后现代派则认为,启蒙主义已经终结,现代性要求新的科学形式和新的话语模式。[1] 
法国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代表人物有:克里斯蒂瓦(Julia Kristeva),塞克瑟斯(Helene Cixous),伊丽加莱(Luce Irigaray)等。她们将后现代理论导向对父权文化和生殖器中心话语的女性主义的批判。这一思潮从1968年开始出现在女性主义之中。从思想渊源看,英美女性主义一向重自由人文哲学;而法国女性主义则重后结构主义。前者与后者相比,是比较传统的和男性中心的批判理论和方法。[1] 
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大多活跃于学术圈内,但她们也参与女性主义的政治运动。如果要追寻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思想渊源,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后现代主义大思想家福柯。每一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都把他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无论她们对他的思想是全盘接受,还是批判的接受。福柯是一位怀疑主义哲学大师,是怀疑主义哲学传统在20世纪的重要继承人。他主张检验知识变化的实践,而不是用标准的认识论方法去证明独一无二的理性或科学。他对现存一切秩序体制的确定性和稳固性提出了质疑。他指出:“我所分析的一切就是为了否定关于人类存在方式的普遍适用的必然性的观念。我的分析旨在揭示出现存制度的人为性质,揭示出我们还拥有多少自由的空间,还能对现存的一切做哪些改变。”(转引自Martin, 11) 此外,后现代主义大师和重要思想家拉康和德里达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高度重视和大量引证。[1] 

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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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关于解放和理性的宏大叙事,否定所有的宏大理论体系 (grand theories)。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这一基本理论倾向来自后现代主义,高度概括地说,这一理论思潮的要点是反对一切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大型理论体系,主张只有分散的局部的小型理论才是有效的。后现代女性主义致力于批判所有那些博大宏伟和涵盖一切的现代理论,试图建立社区理论,即,将道德和政治观念建立在小范围的特殊社区的经验之上,否定因果关系与宏观社会概念。后现代理论超越意识,关注无意识和下意识的自我;关注矛盾、过程和变化;关注个人的肉体性质;拒绝男权的宏大叙事、普适性理论、客观性。有一种说法认为,“女人缺乏把握规模宏大的法则和原理的能力。”(Bacchi, 14) 对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应当对我们的社会合法性所由建立的所有法则和原理做重新的审视。[1]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哲学建立在下列假设之一是:所谓“知识的普适性”是错误的概括。科学、宗教、法律的话语以及知识的生产都是局部的,只具有相对的价值。从启蒙思想开始,所有的宏大理论就都标榜其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性质;那些强调两性差异的理论也自称是性别中立的。可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这些理论都是以男性为其标准的,完全忽视了女性的存在。例如在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上,认为前者是男人的天地、后者是女人的天地,这就是典型的父权制的政治思想。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女性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思想解放中没有得到过什么益处,自由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话语,从洛克 (Locke) 到康德 (Kant),从来都没有把女性包括在内。[1] 
在西方进入后工业化社会 (丹尼·贝尔用语) 之后,有关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总体性话语遭到怀疑,甚至连理论本身也遭到怀疑。后现代女性主义反对对性别、种族、阶级作宏观的分析,认为这些分类都过于概括了。由于每一个类别的内部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这些分类都不再适用了。在她们看来,就连“女性”、“父权制”这类概念也都带有大成问题的本质主义色彩。[1] 

后现代女性主义主要人物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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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家巴特勒深刻指出:当普遍性这一范畴本身因其带有高度民族优越性的偏见已经开始遭到揭露时,我们可能会把一种理论或政治的基础建立在某一具有“普遍性”的语境或主观立场上。情形会如何呢?总共有多少“普遍性”?在多大程度上文化冲突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假定的、非妥协的“普遍性”的冲突,一种不能通过求助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概念而得以和解的冲突,或者更有甚者,只能通过诉诸暴力的代价才得以解决的冲突?我认为,我们已经在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中目睹了这种概念的和物质的暴力行径,伊拉克这个“他者”被认为完全处于理性和民主的普遍结构“之外”,因此,需要用武力把它拖回“其内”。在最近的战争中,我们精确地看到‘阿拉伯’被刻画成一个可怜的另类,同时也是一个充满病态幻想的场所。这一点,在以萨达姆和‘萨多姆’(罪恶之地sodomu)的谐音为基础的大量的恶意玩笑中表现得十分清楚。美伊战争“它的行动效果已经在各种地方、以各种方式开创了暴力,而这些不是它没有预见到的,而且还是它最终难以容忍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4-82页)[2] 
巴特勒的结论是:“这样一个总体概念的建立,所付出的代价只能是产生新的、更进一步的‘排除’。所以,要想不事先放弃未来对包容的要求,我们不得不将‘普遍性’一词视为永久开放性的、永久论争性的和永久暂时性的。”(巴特勒,王逢振,第75页)[2]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从启蒙时代开始形成的一整套现代思想提出挑战,其中包括像知识、理性和科学这样的范畴。它认为不存在普适性的人权,所有的人权都有文化和历史的意义特殊性和特殊的视角和立场,例如后殖民主义立场。对于解放理论,后现代女性主义并不是反对解放本身,而是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谁的解放,从什么解放。它不相信有普遍的解放和自由。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所有其他女性主义理论都是以偏概全,没有一个单一的女性主义理论。因为女性属于不同的阶级、种族、民族、能力、性倾向、年龄,并没有一类女性可以代表所有的女性。否定一般理论并非只能选择政治上无能的相对主义,后现代主义还提供了一种选择:局部的、区域性的理论和实践。它并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局部的,有历史特殊性的和特殊利益性质的理论和实践。(Jaggar, et al., 83)[2]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观点是质疑以下所有的观念:稳定一致的自我概念;理性提供客观、可信、普适性的知识基础的信念;从理性来的知识是“真实”的;理性和知识存在于知觉者之外;由理性而来的真理提供对所有理性人的规律是正确的;为权力服务的真理不会被歪曲,自由和进步是有保障的;科学在方法和内容上是中性的,其结果对社会有利,是所有真正知识的范式;语言是含义清楚的,提供词与物的对应关系;客体不是由话语(或社会)建构的;它们仅仅是被话语命名而已。(Saulnier, 131)[2]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根本上反对西方知识结构中最为根深蒂固的两分主义(dualism),例如总要把事物分成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你与我,好与坏,高与低等等。它提出另一种思维模式,即整合的思维模式,其中包括为女性赋予价值的模式;反对二元提倡多元的模式;差异政治的模式 (其中包括种族、民族、阶级、性别和性倾向的差异);以及重视他人的模式等。后现代女性主义向传统两分论的挑战,其中包括像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文化与自然这样经典的两分概念。[2] 
启蒙运动思潮有蕴涵着一个基本的两分:迷信与传统;知识与自由。在启蒙精神看来,知识有奇特的两面性。它可以同时既是中立的又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有在以普遍接受的理性为基础并以它为保证时才会发生,不是特别的“利益”。更多知识积累(真理获得)的同时,结果是更高的客观性(中立性)与进步。权力可以是清白的、纯粹的、有助于解放的;理性的权力可以有利于人类,并且不会产生新的统治形式。这样的权力在运作与结果上可以是中立的。(王逢振,第5-6页)[2]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同意上述观点,而认为除了自然科学之外,所谓客观的真理只是个梦想,其实并不存在。所有的权力、理性、真理都是不清白的,都是某种价值观(或利益)的表现。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福柯曾引用过毛泽东的语录: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人性;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后现代女性主义质疑启蒙理性,要求重新评价通过理性获得进步与解放的概念,尤其在出现极权主义政治体系、种族灭绝、殖民主义和统治之后,所谓“通过理性获得解放的神话”深受质疑。“理性的自律的权力”是不存在的。(Braidotti, 96)如果说社会和物质世界是由唯一的、仁慈的和决不相互矛盾的一套法律来支配与掌管的,那么离开了使所有人受益的、普遍的、中立的保护性基础,权力就失去了它的清白。因此,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呼吁理智、知识和真理在寻求变化的策略中是唯一有效的或应占据特权地位。(王逢振,第23页)[2] 
现代主义认为,个人形成了稳定的、一致的、理性的主体;理性及其科学规律提供了一套客观的、可信的、普遍的知识基础;知识的理性运用是中立的,对社会有益的。而后现代主义则认为,个人的观念是不稳定的、矛盾的、社会建构的;权威或知识的形式的观念是合理的、多意的、反对等级制的、参与的形式;历史的观念是非线性的,并不必然是进步的,总是受到目 前的观点的限制,也受到特殊背景的限制;社区的观念是建立在价值差异基础上而获得的。(Nelson, et al., 110)[2] 
伊丽加莱是后现代女性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她所做的两项工作是:打破男性气质与理性、普适性的联系;发出“女性”的声音。伊丽加莱的理论工作的两个角度是:心理分析和后结构主义。她质疑自觉的理性主体,认为理性是男性的西方的单性文化。她还认为,女性的差异在男权制符号秩序中没有体现出来,女性的利益也没有得到法律和语言的服务。(Weedon, 89)[3] 
伊丽加莱对符号秩序转变的看法是:批判理性和启蒙传统,质疑理性的意识主体。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理论出发,她认为符号秩序在理性、自由人性的主体和语言上都属于男性。西方文化是单性文化,女性是男性的不完备形态(lesser form)。表面看去是客观的、性别中立的科学和哲学话语,其实是男性主体的话语。她的抱负是要创造一套女性的符号,她认为,在建立非男权制社会的斗争中,分离主义是策略,她强调并高度评价性别的差异。[3] 
在差异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忽视生理差异;激进女性主义强调女性差异的正面价值。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这两个流派的观点都不同,它强调差异的不同意义,认为差异是文化的,不是生理的。她们在此借用了德里达的解构论和对西方哲学的批判。[3] 
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又被认为是激进女性主义,因为它将男女两性的思维想象模式加以区分。它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将社会、文化和心理分析理论男性化了。它主张弘扬女性的想象力,用它来创造文化和社会制度。[3] 
由于后现代理论质疑宏大叙事,质疑启蒙时代的知识,有人说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是敌人,因为女性主义是要发现关于女性的真理,所以不能接受后现代主义质疑普遍真理的立场。如果人类失去对宏大历史叙事的信念,世界女性的历史将会怎样?争取解放的女性运动还有没有合法性?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就连总体的女性主义理论也是不可能和不可取的。说它不可能是因为女性有不同的阶级、种族、文化;不可取则因为“单一”和“真实”是哲学的神话。[3] 

后现代女性主义思想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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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女性主义与社会建构论

对于后现代理论与过去的主要女性主义流派来说,前者批判基要主义(foundationalism)和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但是社会批判比较弱;后者社会批判较强,但却常常会陷入本质主义的陷阱。后现代女性主义挑战本质主义,反对性别两分和性别不平衡。[3] 
本质主义强调的是人的本质的生理和遗传决定论,以为用自然或人性可以解释一切,而且认为自然和人性是不会改变的。本质主义成为后现代主义抨击的主要目标。后现代主义认为,所谓自然、人性既非故定不变,也非普遍相同,而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而有很大差异的。后现代主义强调的是变化、断裂、矛盾和对立。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社会背景塑造知识,意义是由历史和语言造成的。主体不是一致的、有理性意识的,而是由话语建构的。[3]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体一向是“非身体的抽象个人被意识的理性思想统治的”。(Jaggar, et al., 76)假定人是理性的个人,通过教育和个人发展可以成为理性的人。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这一关于主体的理念,提出社会建构论的主体理论。[3] 
法国女性主义思想家克里斯蒂瓦最重要的理论就是她的“形成过程中的主体”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她批判拉康,反对将主体性视为固定的、人文的本质。拉康认为,语言先于主体存在,制造主体,所以人在了解性别之前就进入性别语境了。而克里斯蒂瓦则认为,主体植根于无意识的过程中,在符号秩序中形成,服从法律和秩序。语言(包括男性与女性尺度)成为革命变革的潜在基础。她关注西方心理分析的观点中对女性和母性的看法,以及女性的生育功能必须服从父亲姓名的规则,认为这是对母亲身体的压抑。“女性必须发现第三种方式,它使她们能够接近符号秩序,而不必接受关于女性的男性模式。”(Jaggar, et al., 78)她不愿意用一种话语(女权的)取代另一种话语(男权的),而是追求改变符号秩序。[3] 
后现代主义重要思想家拉康批判了弗洛伊德式的本质主义 (Freudian essentialism),主张应以话语为中心而不应以生理学因素为中心来建构性别差异的意义。他特别提出严重质疑的包括俄底浦斯情结和阉割焦虑等理论。他的思想引起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共鸣。维特根斯坦的反本质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后现代女性主义的重视。反对本质主义的后现代女性主义不赞成力比多 (性动力) 理论,也不赞成所有人最初都是双性恋 (bisexual) 的理论。因为这些理论都是假定性是生活的中心,而且假定性的动力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普遍存在。
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威蒂格 (Monique Wittig) 的观点比“女性的心理为社会所强加”这一说法走得更远,她认为,就连女人的身体也是社会造成的。女人并没有任何“天生”的成分,女人并非生来即是女人。她反对某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对所谓女性气质的讴歌,主张真正的女性解放不仅要超越自由主义的男女机会均等的境界,而且要超越激进女性主义的女性优越论。在维蒂看来,真正的解放要消灭作为阶级的男人和女人,在她理想的新社会里将只有“人”,没有女人和男人。(贾格尔等,1989年)[3]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上述思想有很大共鸣,反对人们总是强调女性的生育能力及其对女性特质形成的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者认为,福柯关于自我体验的思想可以转化为近代女性主义关于女性和母性的伦理。旧式的女性主义理论一向把人的特质划分为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两大类,而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则向这一划分提出了挑战,提醒人们注意到男女两种性别内部各自所拥有的差别。[4] 
后现代女性主义不仅反对性别的两分,而且反对性别概念本身,反对那种以为性别是天生的、不可改变的思想。她们不认为女性就必须具有抚养性,就应当受保护;她们十分重视性别之外的种族、阶级、国家、民族及性倾向的区别,并认为这些区别都不仅仅同生理原因有关,而是从社会和心理上对生理区别作出的解释,是为了把人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她们所关注的不是向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挑战,而是敦促人们彻底摈弃男性女性、黑人白人这些词语,不要把这些词语当作跨越时空和文化的、不可改变的、唯一的、本质上的类别。[4] 
黑人女性主义理论家胡克斯(bell hooks)是欢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她认为这一思潮对黑人女性主义有用。“太久以来,我们从外在和内在两个方面为自己强加了对黑人本质的狭窄的严格限定的概念。后现代主义对本质主义的批判,挑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意识中身份的普适性、固定性和决定性的概念,为我们开拓了自我建构和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新的可能性。”(Jaggar, et al., 82)[4] 

后现代女性主义与话语即权力论

在当代的社会理论中,事物和话语谁更重要的问题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议题。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曾断言:在文本之外一切均不存在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the text.) 他试图用话语理论去否定物质现实。后现代主义将理论概念的重心从“结构”改变为“话语”,这就使福柯、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思想家的重要性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思想家。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视角,那就是:话语就是一切;文本就是一切;主体已经死去;所谓历史就是一套基要主义的话语 (foundationalist discourse),其特点是不容人们质疑。[4] 
福柯的权力-知识形成学说旨在说明,权力的实施创造了知识;知识本身又产生了权力。权力是由话语组成的。福柯一开始曾关注过经济和物质的权力,但是随即转向否认权力是一种压制力量,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来掌握的。他认为,所有的权力都是生产性的——它产出知识——而不是压抑性的。因此知识和权力是一回事,没有什么区别。他认为,那些被压制的知识总是被排除在正式的权力历史之外,因为它打断了绝对真理的形成史。福柯不是主张用一套新的真理来取代老的一套,而是指出真理的特殊历史背景。因此真理都是相对的,没有什么绝对真理。福柯使人们看问题有了历史主义的角度,即思想不是从没有时空限制的自然和必然中形成的,而是从历史的人们的智慧中形成的。他的历史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对所谓外部真理、永恒基础和普遍理性提出了挑战。他说:“由于它们是被造出来的,它们就能被毁掉,假定我们知道它们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80)[4] 
福柯对西方的话语所做的分析,其主要攻击目标是西方关于社会、历史与政治的宏观理论,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大理论传统:自由人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包括其弗洛伊德派变种),以及传统的革命理论。他认为这两大传统都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有关人性、人类历史、经济和力比多的总体理论之上的;都是建立在法律话语权力模式之上的。这个模式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权力是被占有的 (被个人、被阶级或被人民);第二,权力从一个集中的源头自上而下流动 (如法律、经济和国家);第三,权力是以镇压的 (压抑的) 方式加以实施的 (如以制裁相威胁的禁制)。而福柯使我们注意到在国家、法律和阶级之外存在着的权力,他的权力模式与传统模式有三个基本区别:第一,权力是在运作的 (exercised) 而不是被占有的 (possessed);第二,权力的运作方式主要是生产的 (productive) 而不是压抑的 (repressive);第三,权力是自下而上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是分散的 (decentralized) 而不是集中的 (centralized)。(Bazilli, 20-21)[4] 
后现代女性主义从福柯那里获得的启示是:福柯的权力形成学说并不是权力理论或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历史,而是反理论的 (anti-theory)。它不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也不是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好社会的蓝图,而是为我们提供如何看待既存理论的视角,以及从权力作用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方法。他点醒人们:人们的思维方法和行为方式是如何为统治他们自己服务的,人们又是如何通过制造真理的过程来管制他们自己的。总之,它不是去解释现实,而是批评别人在解释现实时所犯的错误,其批判矛头主要指向那些本质主义者 (essentialist)。[4] 
在有关权力的问题上,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权力就是权威,是统治和剥削所有个人的权力;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则认为,权力就是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权力;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却把权力定义为分散的、弥漫的,而不是集中于某个机构或某个群体。过去,女性一般被认为是更看重事物,而不看重话语的,例如,她们更加关注的是低工资问题、强奸问题和溺杀女婴问题;而不太关注自己在历史文献中被置于边缘地位的问题。后现代女性主义主张在女性运动内部实行一个“模式转换”,即从只关注事物到更关注话语。因为按照后现代主义的观点,话语就是权力。[4] 
后现代女性主义批判了激进女性主义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在性问题上的观点,认为它们这两派的观点都没有能够摆脱权力的压制模式,都把权力视为由某种机制和群体所占有的一种东西了。传统的压制模式的基本假设是:男性的性一般总是同暴力、淫欲、将对象客体化以及以性高潮为主要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而女性的性则与抚育、相互的亲密关系以及对非生殖器快乐的强调联系在一起;女性的性受到强迫的、暴力的、男性的性的压抑。这是一种本能加控制的模式。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的压制模式是本质主义的。[5] 
福柯指出,所有的权力都制造反抗,以反面话语的形式产生出新的知识,制造出新的真理,并组成新的权力。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发明女性的话语。她们提出:“这个世界用的是男人的话语。男人就是这个世界的话语。”“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可以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声音。”“男人以男人的名义讲话;女人以女人的名义讲话。”“迄今为止所有的女性主义文字一直是在用男人的语言对女人耳语。”“我们必须去发明,否则我们将毁灭。”(Kourany, 362-363)[5] 
福柯在他的权力分析中提出了关于惩戒凝视 (disciplinary gaze) 的观点。他也曾反复论述过关于标准化或正常化 (normalisation)的思想。他指出,标准化或正常化是控制和自我规范的深化,社会通过纪律管束着人的身体,通过话语来定义何为正常,何为反常;通过标准化或正常化过程来要求人对规范的遵从。他采用环形监狱作为“凝视”意象的形象化说明,意指人人都处于社会的凝视之下,不可越轨。[5]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福柯关于标准化、正常化的思想,说明女性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压力之下,不仅要服从纪律,而且要遵从规范,自己制造出自己驯服的身体。在后现代女性主义看来,所有的旧式女性主义模式都属于一个男权压迫和禁制女性的模式;其主要的逻辑是:男权长期压制着处于无权地位的女性。举例言之,一个女人去做隆胸术,用旧式女性主义来解读这件事就是:男人命令他的奴隶为满足主人的欲望、为娱悦主人去做这个手术,这个女人完全是男人权力的受害者。可如果从福柯的理论模式来看,对同一个现象就会有不同的解释:那女人去做隆胸术不仅是男人压迫她的结果,也是她自己的自我管制,自我统治,自我遵从规范的结果。正如福柯所说:“用不着武器,用不着肉体的暴力和物质上的禁制,只需要一个凝视,一个监督的凝视,每个人就会在这一凝视的重压之下变得卑微,就会使他成为自身的监视者,于是看似自上而下的针对每个人的监视,其实是由每个人自己加以实施的。”(转引自Ramazanoglu, 191)[5] 
按照福柯的逻辑,当我们用对立的话语反击压迫时——如用女性主义话语挑战男尊女卑,用同性恋话语挑战将同性恋行为定义为变态的医学话语——我们就进入了统治话语的领域。我们发明了新的标签和身份,它在向压迫挑战的同时,又用新的方式压抑我们:使我们陷入一种身份;强迫我们遵循我们所从属的群体或社区的规范;建构我们的思维模式,作为21世纪的同性恋者、女性主义者或反对性别主义的人,应当怎样思想,怎样做。性专家垄断了传媒上的知识;向我们销售一套适应我们身份的商品。我们刚想改变一个体系,立即就成了这个体系的一部分。权力关系和话语在不断改变,可是我们永远不能逃避开它们。因此抵制权力是一个持续的事业。[5] 

后现代女性主义身体与性论

福柯论述了近代西方社会中性的话语的爆炸,似乎所有的事都与性有关,从孩子的坏习惯,到成人的肺结核,到老人的脑中风。福柯这样描述产生于19世纪的性学:告诉我你的欲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你是谁。[5] 
福柯的任务和目标是破除科学家、心理学家、性学家和心理分析家所经营的性专业的神秘性,动摇性的确定性。揭示性在不同的时期和文化中是如何被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他认为并不存在这样一种东西:固定的性冲动,一种本质。性是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文化有不同的性话语。福柯研究这些话语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关于性的观念,又是如何规训和控制了我们的身体的。[5] 
对福柯来说,性存在于权力关系的交差点上:在男人和女人之间,年轻人和年长者之间,父母和子女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牧师和俗人之间,行政机构与人口之间。(Dunphy, 19)福柯提出了关于生理权力的思想。他认为,现代国家从18世纪以来对身体控制的手段,干预个人的私人生活去监测控制“健康、生存方式、生活条件,存在的各种空间”。福柯认为,性历史因文化而不同,因此没有单一的性史,只有多个性史。性所具有的形式和意义与社会的权力关系有关。[5] 
后现代女性主义借用了福柯的这一思想,她一反西方思想界重精神轻肉体的传统,大谈身体的重要性及肉体的各种体验。他指出,议会制的兴起同时限制了人的身体。它不仅要求身体的政治服从和生产劳动,而且侵犯身体本身,企图规范身体的力量与活动,身体的经济与效率。例如,军队、学校、医院、监狱、工厂这些机构的纪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高身体的效用;这些机构为了增加自身的力量,用纪律和惩罚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纪律与惩罚的实施就是为了制造驯服的身体 (docile bodies)。正是福柯使“身体”成为当代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最喜爱的题目。[5]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抱负之一就是要创造出一套女性的话语。究竟什么是女性的话语?在莱克勒克 (Annie Leclerc) 看来,那就是令人难以想像的身体的快乐。她说:“我身体的快乐,既不是灵魂和德行的快乐,也不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这种感觉的快乐。它就是我女性的肚子、我女性的阴道、我女性的乳房的快乐。那丰富繁盛令人沉醉的快乐,是你完全不可想像的。”她这样阐述了身体快乐与女性话语之间的关系:“我一定要提到这件事,因为只有说到它,新的话语才能诞生,那就是女性的话语。”她又神彩飞扬地说:“我要揭露你想掩盖的每一件事,因为对它 (身体快乐) 的压抑是其他一切压抑的起始。你一直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变成污物、痛苦、责任、下贱、委琐和奴役。”(转引自Kourany, 303)[6] 
后现代女性主义哲学的口号是:“男权制是实践,阴茎话语中心是理论。” (Jaggar, et al., 79)为了超越阴茎话语中心主义,后现代女性主义尝试发展一些方式,这就是将肉身化的女性的他者性视为抵抗和转变之基础。盖洛普(Jane Gallop)挑战文化和生理的两分法,反对把女性排除在文化之外。她认为,不是生理学本身有压迫性,而是对生理学的意识形态利用有压迫性。女性的身体就是对男权制的抵抗基础。[6]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性观点包括:性写作的力比多兴奋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的越轨浪漫主义。作为性激进主义的特权形式,而不是反抗男性的性统治。新巴特勒主义作为表演性的性别结构是一种对于在男性权力、仇女主义和对女性的暴力的性别不平衡的话语描述。性实践中的权力不平等在肯定性的主观能动者中被赋予了一种新的色情解释,传播对针对女性和儿童的性别统治、虐待和危险的正统解释。在性别表演和性分类中,身体成为一种不固定的升华的支点,以身体作为女性性压迫、性侵犯和自我打破沉默的基础。[6] 
后现代女性主义向所有试图将身体的意义固定下来的性与性别差异理论挑战。在80年代,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发现后现代的身体理论对她们很有用。受福柯、德鲁兹、拉康和伊丽加莱影响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尝试创造关于身体及其与不同性别主体的关系的理论。[6] 
后现代女性主义之所以关注福柯是因为他的理论强调以身体作为主体形成的中心权力基础,关注权力分配话语的性质及其与知识的联系。他认为,权力是一种话语实践,话语创造了主体性的肉身形式。主体包含着权力关系,但权力也制造反抗。对福柯来说,权力实施的关键对象是身体。[6] 
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福柯角度就是关注主体、身体、话语和权力,关注文化塑造身体和主体的力量。她们认为,各类传媒如淫秽品、广告和性指南中的被动性受虐倾向塑造了女性的性身体和性实践。两性的差异就这样由话语在千百年的实践中制造出来。[6] 
后现代女性主义对福柯也有不少批评。她们对福柯的主要批评是他的性别盲点:他忽略性别。他处理人的身体好象它是非性别的,女性被规训为比男性更加驯服的身体,而这一点被福柯完全忽略了。福柯在重新制造女性的“不可见性”。(Dunphy, 29)他对个人身体的质疑会导致反抗的不可能。有人甚至认为,福柯的理论仍旧没有逃离阴茎中心话语的巢臼。福柯宣布死亡的哲学在伊丽加莱那里早就死亡了。她站在旧哲学的废墟上看到了取代它们的哲学。(Braidotti, 130)[6] 

后现代女性主义多元化论与相对论及个人主义政治

后现代女性主义所倡导的个人批判是对普适性的破坏,因为在普适主义下,女性是缺席的、不可见的、沉默的。后现代女性主义批评在传统的男权的学术写作中舍去了个人的和情感的内容。它表明作者已死,是与所写的东西不相干的,只是一个缓慢地流出故事的载体而已。他们对自己在做的事情没有一点点看法,只是制造出一些像天使一样脱离身体(实体)的文本。这样的理论会将我们的处境神秘化,而不是搞清楚。它认为,有些批判理论就像它所攻击的世界一样的追求霸权。(Robinson, et al., 65)[6] 
针对这一传统,后现代女性主义发起了自传行动,倡导女性写作自我表现的文本。(Robinson, et al., 66)将个人的经验与政治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写作,要打破学院式的知识生产的传统形式。它主张,写作就是写自己。将个人与理论联系起来,从个人的角度批判社会。这种女性的写作或许是反理论的,或许是理论的新阶段。[6] 
伊丽加莱甚至认为,女性的性是女性写作的动力之一。弗洛伊德对女性的性没有做过正面的评价,只有反面的评价。他认为,女性以为自己是一个没有阴茎的“小男孩”。男性的性欲受阻可以升华为创造性活动,女性的性欲受阻为什么就不可以同样升华为写作的动力呢?弗洛伊德的这个理论是如此的不公平,而且并没有坚实的经验证据来加以证明。[6] 
后现代女性主义认为,男性语言是线性的、限定的、结构的、理性的和一致的;女性语言是流动的、无中心的、游戏的、零散的和开放结尾式的。(Robinson, et al., 72)男性的思维模式也是线性的、单一的,关注于阴茎插入阴道,而女性的性却是圆形的、多重的。在写作上,男性总是看重排列、组合,总是不必要地使用两分法:主动与被动;太阳与月亮;文化与自然;白天与黑夜。而女性的写作是没有固定界限的。拉康也说过,女性有进入非线性思维领域的特殊能力,男性是技术的目的性的理性,在与他人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建议女性创造不同于男性的文化,避免线性思维和男性的科学样式,提倡“圆形写作”,并认为它是女性身体圆形线条的反映。(Agger, 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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